汉服的“形制”与“款式”

天漢复興

自2003年王乐天先生身着汉服走上街头，汉服复兴运动已悄然走过二十二个春秋。从最初被误认为“和服”而遭烧毁，到如今西湖边、地铁里汉服身影已不再引人侧目，这背后是无数同袍筚路蓝缕的坚守与长达二十余年的不懈推广。据某电商平台数据显示，2023年汉服市场规模已突破120亿元，消费主体覆盖了从“Z世代”到中年群体的广泛年龄段，汉服正从一小撮的复兴者开始逐步走入大众日常生活。

然而，随着运动的“出圈”，汉服相关的赛道也涌入大量并非以文化复兴为初衷的参与者。在流量为王的底色上，一些博主与商家为标榜“考据”与“正统”，言必称“唐制”、“宋制”、“明制”，刻意强调不同朝代汉服的差异，无形中将一脉相承的汉服体系切割成互不相干的碎片。这种概念的混淆，正被反对者利用，使汉服复兴运动陷入不必要的纷争，被反对者们所利用，其核心精神被模糊甚至异化。

那么，事实果真如这些博主所言，历朝历代的汉服“形制”都已改头换面了吗？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回归本源：何为汉服？

汉服，并非指汉代服饰，而是指自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始，至明末清初“剃发易服”止，在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中，以华夏汉文明为核心，以华夏汉族审美为骨架，所逐步演变形成的一整套衣冠服饰体系。请注意，它是一个 “体系” ，而非单一款式。既是体系，自然会在历史长河中演变与发展。

这时，有人会立刻反驳：“你既承认体系会演变，那不同朝代形制不同，岂非理所当然？”

此言差矣。演变不等于核心基因的断裂。而这就不得不提及那个塑造了华夏文明底色的朝代——周。周朝不仅奠定了我们的政治与文化基础，更系统性地确立了汉服的基本形制。后世所有自认承袭华夏正统的政权（元、清除外），无论其日常服饰如何简便化、时尚化，在国家最隆重的祭祀大典上，皇帝所穿的十二章冕服，其形制均严格遵循周制。

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案例是：明太祖朱元璋在推翻元朝后，立即“诏复衣冠如唐制”，但其最具代表性的帝王礼服——冕服，却并非完全照搬唐朝，而是上溯并遵循周礼记载。定陵出土的明万历皇帝十二章缂丝衮服，其上衣下裳、交领右衽等核心特征，与《周礼》等典籍的记载一脉相承。甚至到了民国，袁世凯复辟称帝时，所备的祭天礼服依旧是十二章冕服，试图借此获取法统的合法性。这足以证明，汉服最核心、最崇高的形制，跨越三千年未曾动摇。

或许有人会质疑：仅凭一套最高规格的礼服，就断定整个体系的形制不变，是否过于片面？日常生活中，唐的齐胸衫、宋的旋裙、明的马面裙，明明各不相同。

会这么想，实属人之常情。但请您细看：

· 唐代的齐胸衫裙，是否仍是上衣下裳（衫为上衣，裙为下裳）？
· 宋代的旋裙或百迭裙，是否依然坚持了前后中缝，以示为人正直？
· 明代的道袍或马面裙，是否依旧是交领右衽，且采用平面剪裁？

答案是肯定的。这些不同时代的“爆款”服饰，千变万化的是款式、纹样、面料和搭配方式，但支撑起汉服之所以为汉服的骨骼——基本形制，始终稳固。

这就好比我们现代人熟悉的西装。无论是英式单排扣、意式双排扣，还是带有青果领的塔士多礼服，它们都必须符合西装的基本形制：有驳头、有垫肩、立体剪裁、前开襟、通常有口袋。在此基础上，颜色、面料、扣子数量的变化，都属于款式的范畴。你不会因为某人穿了件条纹西装，就说它“形制”变了。

再比如牛仔裤，从直筒、喇叭到破洞，其形制始终是：用丹宁布制作、有五口袋设计、门襟用拉链或纽扣。万变不离其宗。
汉服亦然。

其核心形制可总结为：上衣下裳（或上下连属的深衣制）、交领右衽、前后中缝、系带隐扣、平面剪裁。我们纵观历代汉服，无论外观如何“推陈出新”，都未曾脱离这个框架。即便是吸收了一些胡风元素的唐代圆领袍，士大夫在正式场合穿着时，内里依然会搭配交领右衽的中衣，以示“华夏之心”不改。

因此，那些张口闭口“唐制”、“明制”的论调，其最大的谬误在于混淆了“形制”与“款式”，将同一体系内因时代审美而产生的款式差异，错误地拔高为根本形制的改变。这种说法，无异于将一件休闲西装和一件正式西装判定为两种完全不同“形制”的服装，无疑是荒谬的。

概念的混淆，是破坏的开始。 当“形制”一词被滥用，汉服复兴的根基——那一脉相承的文化基因——就被动摇了。这会让新入门的同袍感到困惑，让严肃的考据失去意义，也让外界对汉服产生“繁琐、守旧、圈地自萌”的误解。

唯有正本清源，厘清“万变不离其宗”的形制与“百花齐放”的款式之间的关系，汉服复兴运动才能拨开迷雾，行稳致远，真正找回我们民族的“衣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