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档案确证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

—— 来源：《历史档案》2000年第1期；作者：中科院 王戎笙研究员。






李自成于清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上旬于湖广兴国州通山县九宫山（即今湖北省通山县九宫山），遭到当地乡勇伏击遇害。这是自清代中叶以来，众多学者辛勤考证所得的共识。通山县的李白成墓，于1988年1月3日经国务院核定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它的重要地位和科学价值，已经法定程序予以确认。但目前仍有人依据一些书中之记载，坚持认为李自成兵败后带领几十万大军到湖南石门夹山寺削发为僧，并以奉天玉和尚的名义继续指挥大顺军余部联明抗清。

李自成死于湖北通山真的“史证不足”吗?现仅以清代档案为据，进一步证明李白成确死于通山九宫山。
　　顾治二年七月二十五日，清荆州副总兵郑四维在揭帖中把李过的部队称之为“余贼一只虎”[1]。“一只虎”即李自成的侄子李过，大顺军的主将。又，在顺治二年十一月三十日，郑四维的揭帖中说，“余孽狡聚叵测，孤城势同垒卵。”[2]从揭帖的全文看，这里的“余孽”，系指李过和高一功的部队。又，《明清史料》丙编郑四维揭帖说：“马进忠至岳州，请出闯逆余孽伪侯田见秀、刘芳亮、吴汝义、袁宗第、刘体纯、张鼐、党守素、蔺养成、王进才、牛万才等，结盟同心，共图反叛”。郑四维不仅称李过，高一功的部队为“余贼”、“余孽”，还称田见秀、刘芳亮、吴汝义、袁宗第、刘体纯、张鼐、党守素、蔺养成、王进才、牛万才等为“闯逆余孽”，其含意十分明显，表明李自成已经死了。
　　顺治二年下半年，在湖广地区处于对峙状态的清朝的总督佟岱和南明的总督何腾蚊，都积极对大顺军余部展开招降活动，也都向各自的中央报告过招降的巨大收获。清方驻武昌的江西湖广等八省总督佟养和的揭帖，列举他招降的各部将领姓名、官衔及兵力如下：“闰六月十三日招得李自成下副将王复远银印一颗，兵八千，解散为民三千，见在五千。七月初九日……差都司王自成持书并告示，招光山伯刘体纯报马步官兵三万，磁侯刘芳亮报马步官兵一万，义侯张鼐系李自成干儿子，总兵郝播旗报马步官兵四万，总兵刘体统报马步官兵二万。差将领刘秉义系光山伯侄儿、胡登先、朱国珍三官到职投顺……其侯、伯、总兵俟与地方安插兵马完日方来见。初十日差官王自成招副将王进才、牛万才。后于八月初五日王进才带领参将十员、游击三十一员、都司四十一员、守备五十三员，千总十六员，马步兵七万六千名，……牛方才带领参将七员，游击一员，都司五员，守备五员，马步兵四千二百五十名……，八月十四日招李自成下泽侯田见秀，报马步兵七千，太平伯吴汝义报马步兵二万，差游击丘士通前来投顺，……十七日差官王成招李自成下绵侯袁宗第，报马步兵三干。以上共招过侯四员、伯二员，总兵二员、副将三员，官兵二十二万四千零五十名。”[3]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还保存着几件李自成手下几名重要将领动摇不定，准备降清的文书，现分述如下：
　　郝摇旗动摇不定时于顺治二年八月十七日的降清书：“原任总兵官郝摇旗谨禀，为遵命回复事。前承札谕，敢不如命。即差官修候，并讨地方，旗即整顿兵马，于初六日起程至岳，俯候尊台明示。忽有马镇书到，令旗暂住湘阴，旗即屯住，听候尊台明示，以便前往。倘立寸功，少酬尊台之德。再乞尊台常赐教谕，以便往来通达军机。敬此具禀。须至祟者。”[4]
　　又，田见秀动摇不定时于顺治二年八月的降清书：“具禀田见秀。倾耳天恩，仁威远布，向顺之心已非一日。今见王，马二镇，蒙谕招抚各营，秀敢不谨遵，化日岂特出于空桑者乎?遂于八月初六日，敬领本部前到王、马二镇处。兹因两镇差人具禀，方敢将情申叩，伏乞老爷一视同仁，见秀衔结不尽矣。为此具禀。须至禀者。”[5]
　　又，吴汝义动摇不定时于顺治二年八月的降清书：“具禀吴汝义。伏承仁德遐迩具瞻，率土归眼，咸往争先，切念汝义叨沐覆帱，敢不倾心。近见王，马二镇遍宜圣意，各营乐从。义亦遂于八月初六日，敬帅本部前来，与二镇确商一处。未敢造次，躬候辕门。兹因王，马二位具祟申复，敢亦敬请附禀呈乞，伏惟老爷一视同仁，赏给一地安插所部兵马，庶得不时甲候，顶思无既矣，为此具禀。须至禀者。”[6]
　　这些档案充分表明，顺治二年五月以后，大顺军余部的军事政治行动已经丧失了准则，归明的、降清的、降清又归明的，在归明与降清之间犹豫徘徊的，群龙无首的混乱状态历历在目。如果李自成这时还活着，手下的高级将领如此公然和清方代表洽谈降清的活动，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

顺治二年十一月三十日，清荆州总兵郑四维在揭帖中用更明确的语育认定李自成巳死，并指责佟岱对李自成余部的招降政策，“皇上止知闯逆巳除，不知余孽全在。佟军门止知余孽就抚，不知真抚者何人。”[7]郑四维原为明朝总兵，以后投降李自成的大顺军，不久又投降清军，像这样一个反复倒戈的人物，如果没有十分把握确知皇上（或摄政王多尔衮）认可丁“闯逆已除”，他怎么敢于用这种语气说：“皇上止知闯逆巳除，不知……。”郑四维的揭帖于顺治三年正月初八日到达北京，几个月前，正是摄政王多尔衰痛斥并惩罚阿济格“诳报”李自成已死的时候，此时的郑四维竟敢说“皇上止知闯逆巳除”，而多尔衮却接受了这种狂妄至极说法，没有斥之为欺诳或大胆放肆，从兵部的一份文书中提到“奉圣旨：知道了”一语，可以推定多尔衮看到过郑四维说“皇上止知闯逆已除”的揭帖。郑四维不但没有受到多尔衮的斥责，反而因死守荆州升了官。一件档案中记载道：“顺治三年五月十六日，奉圣旨：是。郑四维加升都督同知，充总兵官，镇守荆州等处地方，敕书关防即与改给。”[8]
　　奉命率领清军南下的豫亲王多铎，也有塘报说：“李自成巳受天刑，刘宗敏、宋矮子等尽行歼殄”。此塘报原文尚未发现，但见于魏琯顺治二年八月初四日启本，其中说：“豫王塘报李自成已受天刑，刘宗闵、宋矮子等尽行歼殄，臣不胜举手加额，叩地呼天。痛思弑逆李自成，豕突秦关，十有八载，不念三百年之共主，敢于称戈犯阙，震惊乘舆，神人共愤，串土同仇。幸赖我皇上发问罪之师，皇叔父摄政王授闽外之略。一败于关门，而神器归，再破手西安，而巢穴扫，三灭于九江，而根株净，义高万古，气畅三灵。昔汤为匹夫匹妇复仇，而天下信。今皇上为前朝之君父雪愤，凡有血气，有不尊亲者哉！真于汤有光，唐虞再现矣。”[9]这个信息来自清军另一路大军的统帅，其战略任务在于消灭南明，应无图功谎报之嫌。
　　顺治三年五月，清摄政王多尔衮亲自审批的一项文件中用更明确的语言指出：“加以英王谋勇兼济，立剪渠魁，李自成授首于兴国（当时通山县隶兴国州）八功山，无噍类矣。”[10]可见，多尔衮对李白成之死的怀疑，时间是短暂的，至迟到顺治三年五月，清政府从中央到地方很快都确信李白成已经死了。
　　在清代档案中，没有一处提到李自成当了和尚，即使在多尔衮对李自成之死一度持怀疑态度的时候，也不见有任何一位官员推测李自成可能遁迹空门，也不见有一件档案表明清政府对李自成进行过明查暗访的任何迹象。李自成遁迹空门之说，出现于李自成死后一百年，其可信程度稍有治史常识的人是不难作出正确判断的。

注释：

[1][2][7]《明清档案》第3册，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3—141页。
[3]《明清史料》甲编第二本，总督八省军门佟揭帖。
[4][5][6][8][9]《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六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42、142、142、147、141页。
[10]《明清史料》丙编第六本，第545页。

李自成殉难地点或归宿问题在学术界分歧颇大。一部分人主张李自成兵败后潜住于湖南石门县夹山寺为僧，即奉天玉和尚，至康熙十三年（1674）圆寂于该寺。但据清英亲王阿济格奏报（见《清世祖实录》卷十八），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逆闯伏诛疏》（见《烈皇小识》卷八附），费密《荒书》，康熙初《通山县志》等原始文献，可以确定是牺牲在湖北通山县九宫山下。

《清世祖实录》卷十八，顺治二年闰六月阿济格奏：“贼兵尽力穷窜入九公山，随于山中遍索自成不得，又四出搜缉。有降卒及被擒贼兵俱言自成窜走时携随身步卒仅二十人，为村民所困，不能脱，遂自缢死。因遣素识自成者往认其尸，尸朽莫辨，或存或亡，俟就彼再行察访。”《烈皇小识》卷八附湖广等地总督何腾蛟隆武元年的奏疏中说：“天意亡闯，以二十八骑登九宫山，为窥伺计，不意伏兵四起，截杀于乱刃之下，相随伪参将张双喜系闯逆义男（按，张双喜即张鼐，自成收为养子，改名李双喜，西安建国大顺时封为义侯，何腾蛟称之为“伪参将”当是他劄授为参将，大顺军制中没有参将之职），仅得驰马先逸；而闯逆之刘

而闯逆之刘伴当飞骑追呼曰：‘李万岁爷被乡兵杀死下马，二十八骑无一存者。’一时贼党闻之，满营聚哭。及臣抚刘体仁（纯）、郝摇旗于湘阴，抚袁宗第、蔺养臣（成）于长沙，抚王进才、牛有勇于新墙，无不众口同辞。……张参将久住湘阴，郝摇旗现在臣标，时时道臣逆闯之死状。嗣后大行剿抚，道阻音绝，无复得其首级报验。……”阿济格、何腾蛟作为清方、南明的当事大员都是从归附的大顺军将士口中得知李自成死于九宫山乡兵之手的准确消息，双方都必然想尽办法取得李自成的“首级”向各自的朝廷献功。何腾蛟在奏疏中含糊其词地说“嗣后大行剿抚，道阻音绝，无复得其首级报验”，实际上这一地区已落入清方之

实际上这一地区已落入清方之手，他无法派人前往查验。阿济格从清廷领受的任务是追剿“闯贼”，李自成之死对他来说是头等大事，为确定这一重大“功绩”，他曾派“素识自成”之人前往辨认。大顺军为报仇雪恨在九宫山区曾杀了不少人，阿济格的查验人员在众多的尸骸中并未能找到李自成的遗体，只好用“尸朽莫辨”一语掩盖他们的劳而无功。这正是本书作者推断李自成已由他的亲属和部众秘密安葬（并且会有相称的殉葬品）的主要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