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交流】 市舶司相关机构和闽地周边

市舶司是中国古代管理对外贸易的机关。唐玄宗开元间(713～741)，广州即设有市舶使，一般由宦官担任，是为市舶司前身。

市舶司是中国在唐、宋、元、及明初在各海港设立的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官府，相当於现在的海关。明清两朝反复「海禁」。明洪武三年(1370年)“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洪武七年(1374年)撤销福建泉州、浙江明州、广东广州三市舶司。清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撤销全部市舶司，设立江、浙、闽、粤四处海关。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乾隆南巡，在苏州亲眼目睹洋商船只络绎不绝，引起警觉，下旨除粤海关外，撤销所有其他海关。是为“一口通商”[1]。


概念
中国古代官署名。负责对外（海上）贸易之事。唐时对外开放，外商来货贸易，广州等城市就成了重


市舶司要通商口岸，国家在此设市舶司，或特派，或由所在节度使兼任。始于唐，盛于宋，至明末逐渐萎缩。清时设海关而废市舶司。

职责
其职掌检查进出船舶蕃货、征榷、抽解、贸易诸事。
历史
【唐朝】 唐高宗显庆六年(661)，创设市舶使于广州，总管海路邦交外贸，派专官充任。市舶使的职责主要是：向前来贸易的船舶征收关税，代表宫廷采购一定数量的舶来品，管理商人向皇帝进贡的物品，对市舶贸易进行监督和管理。是市舶司的前身。
宋代重视海外贸易，开宝四年（公元971年）在广州设市舶使，掌海上贸易。徽宗崇宁元年七月又在杭州、明州（今宁波）、温州、密州（今山东胶县）、秀州（今上海淞江县）等地设市舶司，负责检查进出船只商货、收购专卖品、管理外商。建炎（公元1127—1130年）初罢闽、浙市舶司，职归转运司。元同宋制，世祖时，于广东置市舶提举司，武宗至大时（公元1308—1310年）罢。仁宗弛禁，改立泉州、广州、庆元三市舶提举司，掌发放船舶出海公检、公凭，检查出海船舶及管理所辖口岸船只事宜。明代于沿海各处置市舶提举司，掌海外各国朝贡市易之事。嘉靖后，仅留广东一处。清初实行关闭政策，对外通商口岸仅限澳门一地。康熙二十二年（公元1683年）弛禁，开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今连云港）四口贸易。乾隆时仅留广州一口通商。鸦片战争后，设税务司、总税务司管理海关诸事，大权落入洋人之手。

市舶司作为中国古代的外贸机关，见证了中国宋、元、明三朝的海上贸易之繁荣，如今，昔日的古港雄风


市舶司已经不在，虽已成为过去，但是在现存的市舶司遗址上，我们还是窥见了中国历经千余年的外贸史，仍可以看到过去的辉煌！  

泉州市舶司遗址位于鲤城区，据道光《晋江县志》记：市舶提举司在府治南水仙门内。
有关方志记载：南薰门在市舶司之旁。即今泉州市内水门巷竹街南薰门（水门）遗址西北，西到水仙宫，东到三义庙，北到马坂巷洪厝山。泉州港兴于唐，盛于宋元，衰于明中叶。北宋元右二年（1087年），朝廷设立福建市舶司于泉州。尚续到明朝成化八年（1472年），市舶司才迁往福州。福建市舶司在此的四百年间，管理着泉州诸港的海外贸易及有关事务。


泉州市舶司
市舶司内原有著名的“清芬亭”一座，南宋初傅伯成等名人曾有诗吟咏，是一座戒贪、颂廉亭。市舶司东侧即市舶库，西南即水关、鹊鸟桥，西为水仙宫，市舶司迁榕城后，司荒废，后渐为民居，现仅存遗址。
水门水关，在竹街西，北为鹊鸟桥。南宋绍定三年（1230年），泉州知州游九功沿破腹光建翼城，以翼卫罗城，水门水关即建于斯时。
元朝至正十二年（1352年），临郡契玉立南拓罗城以就翼城，在德济门至临漳门中间水关左建南薰门。南薰门水关，原高约5米，宽3.5米深2.7米，拱券，条石砌顶，券顶即是城墙。水关后有石闸门，其长石槽尚存。水关上的城墙，1956年拆除。而桥北的鹊鸟桥至今尚存。原六板桥已改成水泥桥，桥旁濠沟尚存一、二巨大石栏杆。
宋至明时，远洋商船的人员，其货物往来，可通过小船，沿晋江、破腹沟、水关，濠沟直达市舶司报关。
市舶司及水关是泉州港的重要遗址，亦是泉州港繁荣的历史见证之一。

中国古代海关管理机构，位于今福建泉州，设于北宋元佑二年（1087年），后于明朝成化八年（1472年）迁至福州。宋元时期，泉州是一个非常繁华的港口，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曾在泉州居住，并从这里乘船回国。在游记中对泉州的繁华进行了描述。天主教罗马教皇派往中国元朝特使孟高维诺也是在泉州登陆的。

市舶司是我国古代管理海上对外贸易的政府机构，市舶司在特定港口遵照朝廷指令，统一管理对外贸易事务，其主要官员“市舶使”及其下属由朝廷任命。
泉州是我国东南沿海的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是中世纪世界著名的贸易港口。泉州城形似鲤鱼，遂被称为“鲤城”，又因环城遍栽刺桐树，故又称“刺桐城”。
根据史书记载，早在南朝时期，泉州就已有同外国的交往活动。唐朝时，政府设立“市舶使”来管理国际贸易。当时，泉州已成为继广州、交州之后，中国对外交通的第三个贸易港口，但唐朝政府未将“市舶使”设在泉州。五代时，割据福建的“闽王”王审知重视海外贸易，泉州地方官便把发船到海外经商视为官府的财政来源，泉州的海外贸易逐渐兴隆起来。此后一直到北宋建立前，泉州的海外贸易得到长足发展，泉州作为我国重要贸易港口的条件日趋成熟。



北宋时，中国结束了五代军阀割据的分裂状态，国内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宋王朝对海外贸易实行奖励的政策，泉州港由此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而迅速发展起来，并超过明州（今宁波），成为仅次于广州的全国第二大港口。北宋元?二年（公元1087年），福建市舶司设于泉州。
此时，通过泉州港同我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的国家已达到40多个，包括大食（今阿拉伯）、占城以及南洋诸国。其中，有许多阿拉伯人就在泉州定居，繁衍后代。

南宋时期，泉州港进入其发展的鼎盛时期，泉州市舶司的业务也随之繁荣。据《晋江县志》记载：“赵崇度提举市舶司，度与郡守真德秀同心划洗前弊，罢扣买，禁重征，逾年舶至三倍”。建炎二年至绍兴四年（公元1128年至1134年），泉州所交的税金相当于当时全国收入的1/10，而这与泉州港贸易的繁荣及市舶司的管理是分不开的。
宋末元初，阿拉伯人蒲寿庚“提举泉州市舶司”，他利用这个职位为自己谋私利，垄断泉州港的香料贸易近30年，为自己聚敛了无数财富。
据史料记载，蒲氏家族在一次贸易中被劫匪抢走的货船就达400艘。这些资料也从另一个方面反映出当时泉州港海外贸易的兴旺以及泉州市舶司的地位。此外，一些外国人的记述也证明了当时正处于鼎盛时期的泉州港的繁华景象。意大利航海家马可·波罗在他那本著名的游记中写道：
“刺桐港是世界最大港之一，大批商人云集，货物堆积如山，的确难以想象。”
明王朝建立后，战乱和倭寇、海盗的侵扰严重影响了泉州港的贸易交流，泉州港逐渐走向没落。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福建市舶司迁往福州，从而结束了泉州市舶司的历史。自北宋元?二年（公元1087年）至明成化八年（公元1472年）近400年间，泉州市舶司管理中外商船的出入境签证、检查、征税等事宜，同时兼有海关、外贸局、港务局等部门的职能，为泉州港乃至我国的对外贸易、经济发展以及对外文化交流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在我国古代航海和外交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明朝“闽人三十六姓使琉球”史实力证：琉球王国素向中国纳贡称臣








泉州网-泉州晚报讯（记者张君琳）昨日，《人民日报》刊发《论〈马关条约〉与钓鱼岛问题（厘清钓鱼岛问题）》，引起泉州各界的强烈反响。泉州市文史界专家学者再次翻出史料，力证琉球王国曾是一个独立的国家，明初即接受明朝皇帝册封，是明清时期中国的藩属国，并向当时中国政府纳贡称臣。
考古学者刘志成介绍，北宋时期，朝廷在现在的泉州水门巷竹街设立了市舶司，需要往来贸易的外国船只有到市舶司办理通行手续后方可进行贸易，其中就包括与琉球王国的贸易。到了明朝以后，为了防范日本倭寇的骚扰，泉州变成唯一可与琉球进行贸易的港口，朝廷在泉州市区聚宝街车桥头附近设立“来远驿”，专门接待从琉球前来贸易的使节。


泉州学研究所所长林少川介绍，明洪武年间，中琉正式建立封贡关系。据《明史》记载，明洪武三年（1370年）复设泉州市舶司，而且规定只限通琉球。到了成化十年（西元1474年），为了加强对中琉贸易的管理和控制，市舶司才从泉州移到福州。
为了帮助琉球王国发展海上交通，促进中琉之间的朝贡往来，明洪武年间，朝廷“赐闽人三十六姓善操舟者，令往来朝贡”，史称“闽人三十六姓使琉球”。在闽人三十六姓中，有明确记载祖籍的是泉州的蔡姓。当时都司陈瑞芳是泉州人，出使琉球，因患痢疾，卒于当地，年仅四十三。这些在《泉州古代海外交通史》中都有记载。
闽人的到来为琉球国引进了新作物和先进的生产技术。《时琉球录》中记载：琉球“波菱、山药、薯、瓠之属，皆属闽中种”。
据史料记载，昔从中国传到琉球的乐器，唯有三弦（琉球称三线）得以盛行。而三弦名称的语源可以从泉州方言中体现。
另外，琉球民俗受到福建特别是泉州的影响，比如凤狮崇拜、石敢当、端午节、祀灶君公、正月初四接神等风俗。琉球人的墓状如龟甲，这种墓就是从闽南传过去的。在饮食上，琉球人面食与泉州人一样用碱。

（来源： 泉州网-泉州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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