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服热”背后的身份焦虑 特殊时代的集体迷失

萧寒

转自06年中国时尚品牌网


服装是一种记忆，也是一种语言，它的变化以非文本的方式记录着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变迁。而国人通过对中国服饰的回归与找寻，也试图由此寻找回失落的自我和身份

2006年中秋前夕，天津古文化街出现了30名身穿古代服装、佩戴古代饰物的年轻人。队伍由两名手中分别举着“衣正华夏”“月满中秋”红幡的小伙子带领，缓缓地向古文化街行进。每到设有牌坊的地方，队伍便停下，一名带队男子走出队伍，模仿古人做各种参拜的姿势，施礼完毕后，队伍继续前行。整个过程历经一个多小时。

此举既非拍戏，也不是游戏，而是由某网站发起的“穿汉服、行古礼、过传统节日”活动，目的是为了“宣传汉服”。这个类似行为艺术的行动，引起周围行人纷纷驻足。

“汉服热”背后的身份焦虑

关于“汉服运动”，是这几年来不算新鲜的话题，本刊曾就此做过专题报道。此前，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2003年的11月22日，一个叫王乐天的电力工人身穿汉服走在郑州的街头，这是见诸报道的中国现代第一位穿“汉服”示众的人。之后，北京、上海、深圳、广州、长沙、成都等地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响应者。

这些行动者认为，“华夏复兴，衣冠先行”，复兴汉服，是为了“重建民族自尊、寻回民族自豪、复兴华夏文化、重塑中华文明”。

事实上，在历史上由于历朝都讲究“改正朔，易服色”，因此从秦汉开始到满清结束，在三千年的王朝更替过程中，作为政治地位和社会等级的象征，统治者都会对各阶层的标准服饰作出自己的规定。这也是作为中国社会主体的汉族，始终没有一套严格意义上流传下来的民族服饰的原因。

尽管围绕着“汉服”是否能代表中国人的服装、是否仅是形式主义、以及“汉服运动”背后的商业动机等等，各方争论不下，但有一点各争论方基本认同，即“服装是人的第二张皮肤，人类通过服装系统来提升对民族文化的认知以及自身身份的认同和自信。这样的行为也是青年人的一种民族文化的自觉。越是在全球化的状态下，越是需要民族身份认同和身份辨异。”——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顾晓鸣向《中国新闻周刊》如此解读“汉服热”。

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确实给中国带来了一个新的时代，观念的更新，文化的繁荣，经济的高速发展……我们几乎是不假思索地迎了上去。而服装，作为个体最直观的标识，它的变更速度和程度很能够体现这种变化之彻底：从西服、运动装、喇叭裤、萝卜裤、牛仔裤、高跟鞋……跟进世界流行时尚成为一种新的价值观，深入到许多人的日常生活中。在这个过程中，惟独丢弃了我们自己的传统服饰文化。

萧寒

特殊时代的集体迷失

服装是一种记忆，也是一种语言，它的变化以非文本的方式记录着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的变迁。要通过服装找回迷失的自我，不妨先了解一下我们是如何在服装的变迁中逐渐迷失的。来看看，在服饰中为什么我们将传统放弃得如此彻底？

早在1929年，中华民国定都南京之后，是年的4月16日曾公布了《服制条例》，对男女礼服、制服做出规定。  

按照规定，男性礼服有三种，一是蓝色长袍，齐领，前襟右掩，袍长至足踝上2寸；二是黑褂，对襟长至腹，齐领；三是改良中山装，不翻领，仅有三个暗袋。女性礼服有两种，一是蓝色长袍，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的中点;二是袄与裙，袄为蓝色，长仅过腰，袖长刚过肘，裙为黑色，长及足踝。

男女的鞋子均规定为黑色，质料不限。男子的礼帽，规定冬黑夏白。

以上服饰为国家正式礼服标准。

我们现在看老照片，民国人物穿的衣服，几乎都是按照这个标准。而从国外的影视作品来看，人们对那个时代中国形象的认同，除了黄皮肤黑头发外，这种服饰也算得上一个标志。

而这也是中国最后一个国家关于礼服制服的统一规定。新中国成立后，再没有规定过制服。由于毛泽东一生坚持只穿中山装，于是不经意间，中山装、列宁装几乎成了那个时代中国的国服。

北京服装学院研究服装史的教授袁仄还记得，列宁装通常是灰颜色的，双排扣，有一个腰带，男女都穿。干部进城之后把它带到城里，这也成为新中国成立早期的一个人们表示进步的穿戴，后来成为女性专用服装。“我那时三岁左右，和两个哥哥全部穿着列宁装，特别好玩。”“服装代表了社会的导向。虽然这种服装并不时尚也不华丽，却代表了一个新的时代的开始。当时很多要求进步、要求改造的人们都穿上这样的服装。”

事实上，正是从解放后开始，这种服装政治化、随大流的趋势，在大家经济能力和思维眼界都极其困窘的情形下，已逐渐变成一种集体无意识，并愈演愈烈，直至文革期间，发展到了登峰造极。

那时，红卫兵小将穿的洗旧的军装成为最时髦的服装样式。当时人们对着装有个“老三样、老三色”的说法。“老三样”就是干部装、中山装、人民装。“老三色”就是蓝色、灰色、黑色。这是个很固定的说法，足见那个时代灰暗统一的服装背后，人们的精神气质单调压抑到何种程度。

现代服装几近被西服彻底摧垮

改革开放后，中山装成了左派、保守的标志，西装则成了开放的标志。

其实西服、皮鞋的流行，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就在中国风靡过一阵子，推动这场对长袍马褂变革的，是被清政府派到海外学习科学技术的留学生与一批留日回国的革命党人。他们还发起“剪发易服”运动，以此表明与过去的“腐朽”决裂的决心，和积极与西方先进文明接轨的态度——这和今天的“汉服运动”有着奇妙的历史对应。

这次服装变革运动，结束了中国“没有时装的时代”，也给中国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自我意识的苏醒。

有意思的是，时隔半个世纪，中国历史上真正个性释放、解放思想时代的表征，还是以穿西服为标志开始的。

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袁仄回忆说，70年代末期，中央非常重视民众的思想解放，当时的服装归轻工业部管，部长就倡导大家穿得新潮一点。“他自己率先穿上了西装。当最高领导人穿了西装以后，很快成为神州大地的一个热点。当时铺天盖地的人都穿上了西装。报纸上也介绍很多怎么样穿西装怎么样打领带的常识。”“西装热的程度就是大家纷纷地买西装，甚至农民工上工地都穿着西装。”

思想解放了，服装的政治性也减弱了，为什么人们选择服装还是不由自主地随大流？那是因为经过了10年的动乱之后，在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人们想穿好看的衣服，也急于要摆脱掉长久的压抑来表达个性，却又不知道该穿什么。虽然开放搞活了，可那时人们对穿什么衣服仍然非常迷茫和无知。

此时，大家都模仿一些影片里人物的穿衣打扮。比如美国的电视剧里有人戴了个墨镜，大家都觉得好看，从此蛤蟆镜开始流行；后来喇叭裤、邓丽君的歌曲等等原本体现个性化的元素，都是在这样集体追随中风靡整个中国的。

这种自我找寻和自我改造方式的盲目性与统一性，不仅发生在国内，体现在出国人员身上尤甚。

凡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到90年代期间出国的人，都会有这样极为类似的体验:那时基本都是公派出国，单位根据出访国家的情况，会给一笔额外的活动费用，其中必有的一个费用就是服装费——说白了，就是买西装、领带、皮鞋的钱。仿佛每一个人一出了国门就成了中国的代表，在外面时要处处小心，生怕丢中国人的脸。即使到旅游景点参观游览，也要梳妆打扮一番。由于服装过于正式、统一，往往在人群中很容易“突显”中国人的身份。

那时候出国的人拍回的照片也都是一个模样：在某个著名旅游景点，人头攒动，照片中人夹着公文包，穿着西服(往往袖口还带着商标)，站在有标牌的景区大门口，表情严肃不苟言笑。  

中国人出国时的这种造型，甚至在很长时间里成为外国人调侃中国人形象的一个典型性特征。而在昂贵(或者便宜)西服的掩盖下，藏着的却是一颗有些自卑而脆弱的内心。

近代西方文化的强势，表现在服装上，便是西洋服装在西方及世界其他地区，都毫无疑问处于服装文化的领导地位。而接受这一引导最彻底的，非中国人莫属——今天的中国人，除一些少数民族地区外，“正装”九成以上为西服。

建国至今50多年的中国现代服装发展过程，正是国人放弃传统最彻底的时期。

萧寒

如何找回中国的文化自信

美国学者亨廷顿在《文明的冲突》一书中指出，“现代化并不一定意味着西方化。非西方社会在没有放弃它们自己的文化和全盘采用西方价值、体制和实践的前提下，能够实现并已经实现了现代化。”事实上，任何一个具有悠久历史和辉煌古代文化的民族，都应该也有能力拒绝这种单一文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

上世纪20年代，孙中山在西服盛行的情形下，吸收了西服轻便得体的优点，再参考日本学生的校服，授意中兴会的成员黄隆生创制出独具特色的便服，这就是之后人们所说的“中山装”。这个款式也成为今天中式服装设计里最基本的参照标准。

而发生在近几年的“汉服运动”，也是一些年轻人找寻已经迷失的民族身份的一个尝试。这样的身份表达，也越来越多有意识地出现在不同的国际事务场合。

2000年在上海召开的APEC会议上，组委会给各国领导人穿上了唐装，来显示主办地是在中国，由此还带起了中国的唐装热——这种已改良的唐装与传统的中式服装基本一样，只是把原来的岔肩袖的式样改了，多了些时尚感。

2001年，王家卫导演的《花样年华》中，20多款精心裁剪的旗袍，裹着张曼玉的妙曼身材，迅速成为中式服装的新宠;2002年，巩俐以几款改良的旗袍装亮相威尼斯电影节担任国际评委会主席，艳惊四座。从此，旗袍成为中国女性在国际场合展示自身的独门“兵器”，屡见奇效。

成龙、李连杰在好莱坞及国际影坛，俨然就是中国(功夫)的代言人，但他们以中国人身份出场时，一定身着中式服装。成龙说过，“在国外一些大场合，我从来都是穿唐装、中山装，我就想告诉所有人，我很骄傲，我是中国人。可能也因为这点，所以香港大使、申奥大使都找我做……我很传统，不希望忘记自己的文化。”

而张艺谋、谭盾、陈凯歌等越来越多的人，在国际场合也不约而同地选择以中装示人。这样的展示，与其说是一种个性表达，不如看作是对自己的最起码的文化自信。他们服装的设计不尽相同，却中国味十足。

2004年雅典奥运会闭幕式上，作为下一届举办国，中国要表演一个节目以示接替，14名中国女孩，身穿改良的超短旗袍，用琵琶、二胡等民族乐器共同演奏了《茉莉花》——中国的政府和文艺界正尝试以这样的“中国味道”向全世界展示这个变化中的古老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以中式服装为主打的服装品牌越来越多，其销量在国内服装市场已占有相当比重。

今年3月，上海东华大学举办了全国首届服装院校“我心中的国服”方案设计邀请比赛，参赛选手包括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苏州大学、东华大学等国内一流服装、美术学院的在校学生。而最终收到的70多份答卷却显示，年轻人心目中的“国服”与传统意义上的中式服装有相当大的距离。

主办方东华服装艺术学院教授刘灿明称，参赛作品的时装化气味太浓，甚至卡通化，“其实所有的作品，都不会被国人认同为‘国服’。”  

今年5月25日，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召开的记者招待会上，文化部部长孙家正对风起的“汉服”热潮也表示了他的态度：“我也看到过这个消息，有些地方有些青年人在提倡穿汉服，但是我到现在都搞不清楚什么服装是能够真正成为代表中国的服装，这恐怕是我们面临的一个最大的困惑。”


早在1929年，中华民国定都南京之后，是年的4月16日曾公布了《服制条例》，对男女礼服、制服做出规定。  

按照规定，男性礼服有三种，一是蓝色长袍，齐领，前襟右掩，袍长至足踝上2寸；二是黑褂，对襟长至腹，齐领；三是改良中山装，不翻领，仅有三个暗袋。女性礼服有两种，一是蓝色长袍，齐领，前襟右掩，长至膝与踝的中点;二是袄与裙，袄为蓝色，长仅过腰，袖长刚过肘，裙为黑色，长及足踝。

男女的鞋子均规定为黑色，质料不限。男子的礼帽，规定冬黑夏白。

以上服饰为国家正式礼服标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