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团结”必须要以华夏（汉族）为主体，拒绝汉化、侮辱华夏，只会让矛盾愈加突出、

子衿

作者：正气歌声，来自：信而好古述而不作（公众号）

最近央视热播的《太平年》，将我们的视线再次拉回那个政权更迭频繁、诸侯割据的“五代十国”时期，也重新引发了公众对“沙陀人”这一历史群体的广泛讨论。



事实上，五代中至少有后唐、后晋、后汉这三个朝代的皇帝并非传统意义上的炎黄子孙，而是出身沙陀族。可为什么许多人对这一事实并没有表现出强烈的异样感？

究其原因，沙陀人常被某些鼓吹“多元融合”叙事的人奉为成功案例，用以证明外来民族与汉文化融合的可能性。

然而，只要稍微深入历史文本，我们便发现：沙陀人非但没有强调自己的异质身份，反而积极融入华夏体系，甚至以汉人自居。

后晋出帝石重贵就曾在《亲征契丹命将制》中以华夏正统君主自居，强烈谴责契丹，称其“虏性难改”，言辞激烈，充满华夏中心意识：

> “宣王讲武，逐猃允于太原；汉帝出师，走匈奴于瀚海。是知蛮夷猾夏，不能绝之于古今；戎狄无厌，不能拘之以信义。先皇帝昔当草昧，方在龙潜，未登鄗邑之坛，始有晋阳之难。”



许多人刻意强调石敬瑭的沙陀身份，将其割让燕云十六州的行为归因于他的族属，仿佛“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但他们忽略的是，就连石敬瑭的养子石重贵都已公开指责其父对待契丹的政策失误：

> “契丹贪残滋甚，骄纵异常，通使命于江淮，徵贡输于郡国。包散既久，奸谲渐萌。先帝礼不义之虏，耗中原之力，奉无已之求......其如鸩毒潜深，兽心难革，今乘我歉岁，伐予大丧，平视中原，窃窥神器。”  

更值得注意的是石重贵生母安太妃的临终遗言。她在被掳至契丹后嘱托左右：

> “焚骨为灰，南向扬之，庶几遗魂得反中国也。”  

同样，后晋李太后在临终前也反复强调：

> “我死，焚骨送范阳佛寺，无使我为虏地鬼也！”  

这两段记载均出自《资治通鉴》，强烈反映出这些沙陀贵族在身份认同和心理归属上早已自视为“中国之人”，而坚决不愿以“虏”自居。  

至于后唐，其皇室李氏（原姓朱邪）自认为是唐室宗亲，据宗谱记载，他们出自郑王李亮一系，因世事变乱没落而迁居沙陀。因此后唐的建国在某种程度上被其统治者视为“重归正统”。

李存勖在登基诏书中明确宣示：

> “吾家本唐室宗亲，蒙太祖、太宗之泽，承懿宗、僖宗之命，今复唐祚，以续宗庙。”



在制度与文化层面，后唐几乎完全承接唐制：不仅沿用《唐律疏议》为法典，更在礼制、官制、祭祀等各方面效仿唐朝，以“复兴唐统”为其政权的合法性根基。

从这些事例可以看出，对于进入中原的非汉民族政权来说，融入华夏体系、继承汉文化传统，是其获得统治正当性的几乎唯一途径。

而对周边民族来说，向华夏靠拢、接受汉文化，也是一种历史常态和心理趋向。

甚至到晚清至民国时期，一些边疆少数民族仍然保持这种强烈的国家认同与华夏归属感。例如云南佤族曾在1934年发表《告祖国同胞书》，其中写道：

> “自昔远祖，世受中国册封，固守边疆，迄今千数百年……我佧佤人民，虽属云南极边夷族，未受中国文化教育之薰陶……但男勤耕耘、女重纺织，日作夜息，自力自食，则与汉大同而小异……我佧佤山数十万户宁血流成河，断不作英帝国之奴隶，即剩一枪一弩一银一妇一孺，头颅可碎，此心不渝，愿断头颅，不愿为英帝国牛马，此志此情坚持到底。”



可见，历史上所谓的“民族融合”，其主流从来不是双向平行的文化共建，而是以华夏–汉文化为核心、他者向中心靠拢的模式。

那些被某些人奉为“多元融合典范”的历史案例，实际上恰恰是“汉化”的成功。

也正因如此，当面对当下一些群体刻意强化自身族裔特殊性、拒绝汉化、甚至以贬低汉文化为荣的现象时，我们不得不提出疑问：

那些一贯强调“团结”叙事的人，该如何解释这种与历史趋势背道而驰的身份策略？

当有人一边侮辱汉人为“奴隶”，一边拒绝历史反省，反而指责他人“破坏团结”，我们应看清：这从来不是追求团结，而是在索要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