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衣冠 | 一个汉族女子的审美觉醒与文化追问

萧寒

作者：长安月上广寒宫
来自微信公众号：长安月上广寒宫

经常在网络上和我文章的评论区看到这样的提问：汉服究竟是指哪个朝代的服饰？面对如此可笑的问题，我一般都以沉默回应。

然而当问这问题的人多了起来后，我忽然意识到，可能他们不是故意如此问，而是的确处于对历史的无知后才会这么问。

他们无知的以为，新中国推翻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服饰就是汉服，他们除了对这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有清晰的历史和影视剧记忆外，中国历史上的所有封建王朝都被他们划归为是和清朝一样的封建落后王朝。所以在他们的认知里，清朝的服饰才是代表中国传统的服饰，除此之外其它久远封建王朝的服饰，则可以统称为戏服和影楼服。

因此这明显是一个需要清楚定义且予以解答的问题，这已经无关乎对历史无知的问题，而是一个对历史正义追寻的问题：

现在我的回答如下：

“汉服”是指汉族过往历史时期所有时代的服饰，而不仅仅局限于某一个朝代。

其理由如下：

核心定义：汉服是“民族服饰”，不是“朝代服饰”。

“汉服”的“汉”指的是汉族，而不是汉朝。就像“藏服”是藏族的服饰，“苗服”是苗族的服饰一样，“汉服”是汉族的传统民族服饰。它包含了从黄帝时期到明末清初（约1644年以前）这有史记载的五千年间，汉族人民所穿着的服饰体系总和。

至于为何汉服爱好者喜欢穿戴“明制”汉服，那是因为明朝是距离我们最近的一个汉族人统治的封建王朝，其服饰资料保存最完整，形制最清晰，所以现在大家穿的汉服大多来自明朝的款式（如道袍、马面裙等）。

但大家需要明白的是，汉服远不止明朝一个朝代：除了明制，还有唐制（齐胸襦裙、圆领袍）、宋制（褙子、宋裤）、晋制（杂裾垂髾）等等。每个朝代的汉服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魅力。

给你一个形象的比喻：汉服是一个长达五千年的“连续剧”，它不是某一个封建王朝的一部“电影”。

也就是说如果把汉服比作一部连续剧，那么夏商周、秦朝、汉朝、唐朝、宋朝、明朝只是其中的一个个剧集。虽然每一集的剧情（款式）略有不同，但主角（汉族）和核心设定（交领右衽、系带隐扣等）是贯穿始终的。清朝的剃发易服政策导致这部连续剧被迫‘断更’了，我们现在复兴汉服，就是要把这部属于我们民族的‘连续剧’重新续写下去。

总结一下“汉服是汉族的民族服饰，它包含了从远古传说到明末有文字记载的所有历史时期的汉族服饰。现在大家穿得最多的是明朝款式的汉服，那是因为明制汉服承袭并发展了从上古以来各个朝代服饰的经典款式，是一个集汉族服饰之大全的服饰体系，并且将其推陈出新，到达了服饰之优美与服饰之便捷的一个巅峰。”

关于什么是汉服的问题回答完毕了，但还有一些话语不能不说，因为作为一个穿戴日常棉麻汉服已经十几年的汉族女子，棉麻汉服事实上已经成为了我的第一层皮肤，也成为我展示自己对美的体认的确切外在表达。也即是说，我喜欢穿棉麻日常汉服，仅仅是因为我觉得它们很美，很自由，很舒服。十多年前，那可是清宫戏霸屏电视机的时代，那可是普通人家将自己的小女孩称为格格的时代。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听到过皇汉杂种这种有种族歧视的标签话语。

然而就是从那时候开始，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对清朝服饰的疏离乃至反感，并非源于某种理论的洗脑，而是在观看那些层出不穷的清宫戏时，一种直观感受的积累。

屏幕之上，那些被认为是“传统”象征的装扮——繁复得近乎堆砌的绣花与镶滚，行动间需格外谨慎的怪异花盆底鞋，刻意蓄留、形如器械的长指甲，以及无论男女头上那些在我看来异常丑陋、紧束而少美感的发冠与头发式样——这一切构成了一种我难以欣赏的视觉语言。它传递出的是一种紧绷的、装饰性压倒舒适性与优美感的仪态。

与之相对的是，在我幼小时，父亲为我买来的一整套《东周列国志连环画》，连环画里那些飘逸绝尘的古装人物插图，每一页画面对我来说都是一次中国美的洗礼，都是一场汉族美的启蒙。我依然记得幼小的我坐在书桌前，可以一动不动的整整一个傍晚，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用铅笔安静的描画着那些美丽的女子和飘逸的男子形象，那精妙绝伦的头饰，那美妙迥异的盘发式样，那或紧束或阔绰的衣身，那唯美的服饰图案和多样的服装款式里，集体的表达出一种气息，而那气息就是美，美丽的交领右衽，飘逸的宽袍长带，清逸洒脱而又含蓄内敛、舒展自由中带着“清风徐来，水波荡漾”的意韵与“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的自由。

后来，我看到网络上讨论将清代宫廷服饰的审美倾向描述为一种堆砌与程式化，与汉服体系所强调的简约、写意、留白之美形成对比。我认同这种审美层面的分析，因为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也和我对美的理解产生共鸣。但更引我深思的，并非审美分歧本身，而是当有人单纯表达此类审美偏好时，所遭遇的非审美的回应：诸如“皇汉”、“狭隘”、“破坏民族团结”的标签，也即将个人品味直接推向政治化的评判。

一个令我困惑的现象是：那些在我看来美学价值值得商榷的清代风格服饰，可以广泛出现在各种“国潮”推广或传统文化活动中，有时甚至成为某种默认的“正统”形象；而当汉族儿童身着明制汉服亮相春晚时，迎来的不全是文化展示的喜悦，还有孔庆东们的“皇汉杂种”、“汉服根本不存在”的激烈斥责。更为诡异的是，郭松民与孔庆东这两位自诩为爱国的学者名流在对待汉服及汉族文化表达上的立场高度一致，且都带有强烈的“去汉族化”色彩。他们似乎并非简单的“一伙”，而是基于相似的“国族建构”理论，共同主张“汉族应牺牲民族性以成全国族性”。

在对待汉服问题上，郭松明扮演了“理论辩手”的角色，试图用“国族理论”为汉服运动设置政治红线。他的核心观点是汉族必须“去民族化”，而这一去民族化的核心逻辑则是“汉族特殊论”。他认为汉族作为主体民族，其责任不是彰显民族性，而是“超越传统性”，应以现代服装（如中山装、现代工装）代表“中华民族”的国族形象。并主张“引领论”，也即汉族应带领其他民族走向“现代性”，而不是“重归传统性”。还有他奇怪的“牺牲论”，也即在“多元一体”格局中，汉族应主动放弃民族服饰符号，以换取国族认同的稳固。还有他奇葩的“违宪论”：他曾称机场工作人员穿汉服“不妥”，甚至暗示此举“违反宪法精神”，因为中国是“中华民族国家”而非“汉族国家”。

很明显郭松明和孔庆东在“反对汉服彰显民族性”上形成了“攻守同盟”。孔庆东（北大教授）：负责“骂”。用“皇汉杂种”、“汉服不存在”等极端辱骂进行人格攻击，制造舆论传播并顺带制造汉族人群的义愤。

而郭松民评论员则负责“辩”。用“国族建构”、“现代性”等看似高深莫测的理论，为孔庆东的辱骂提供“学术外衣”，试图将汉服复兴污名化为“政治不正确”。

他们在“压制汉族民族性”上互相支持，且都认为汉族不应体现民族性。郭松民的论述看似理性，实则是一种“文化阉割”，要求汉族在文化上“自我消解”以换取所谓的“国族团结”。

这促使我开始思考：汉族，作为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主体民族，其文化表达与审美认同，何以在某些层面陷入如此尴尬的境地？

沉默的“主体”：汉族的特殊文化处境

观察可见，汉族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叙事中，似乎被置于一种特殊的三重标准之下。

第一，在民族身份彰显上倾向于淡化。汉族通常不被鼓励强调其主体民族身份，而更多地被纳入整体的国家叙事。学术研究领域亦有体现，汉民族研究长期未受足够重视。前国家民委负责人曾指出，国家级民族研究机构曾长期未将汉民族研究纳入重点规划，原因或在于将中国通史简单等同于汉民族史，或认为民族工作重心仅在少数民族。

第二，在文化表征上被默认等同于国家整体。这使得汉族的文化符号需求被无形消解。例如，在持续几十年的春晚等国家级文化舞台上，五十五个少数民族代表常可展示其民族服饰，而汉族代表则多穿着近现代形成的旗袍、中山装或通用现代服装。这无形中传递出一种观念：汉族无需特定的民族服饰，因其文化形象已被“国家”形象所涵盖。

第三，在历史情感表达上需高度克制。其他民族讲述本民族历史记忆（包括苦难）常被视为文化传承，而汉族若提及明清易代之际的“剃发易服”等历史创伤，则易被批评为“翻历史旧账”、“影响民族团结”。五千年的文明积淀不能成为引以为傲的资本，数百年的文化断层带来的疼痛感亦不能成为血泪的表达敏感。

于是，一种无形的“沉默”姿态，似乎成了汉族在民族性表达上被默许甚至期待的状态。学者郑永年曾论及，长期和平发展可能使民族的某些外向精神特质内敛，人们趋于“文质彬彬”，但需警惕血性与活力的消褪。当一个民族在文化表达上被持续要求保持克制、谦让乃至回避自我时，其民族文化的活力和认同感将如何维系？它是否会逐渐蜕变为一个仅存于统计数字中的抽象概念？

审美背后的历史与现实：服饰为何敏感？

明制汉服为何会引发远超普通服饰争议的波澜？因为它关联着一个深刻的历史节点——公元1644年，明朝灭亡，清朝建立，随之以强力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导致汉族延续五千年的服饰体系发生强制性断裂。旗袍、马褂等由此逐渐成为主流。

对于许多汉服文化爱好者而言，明制汉服代表着汉族古典服饰艺术的最后一个高峰，凝结着特定的历史记忆与文化认同。正如服饰史学者陈诗宇所言：“虽然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代中，属于汉族的服饰文化一度式微，但在当下依然可以再度焕发新的生命。”复兴汉服，对部分人而言，是接续文化根脉的一种努力。

然而，在强调民族团结的当下宏观叙事中，对明代衣冠的彰显，也可能被部分观点解读为隐含“华夷之辨”的历史回响，从而具有“挑动民族对立”的政治敏感意味。此类代表人物则是如上所述的郭松民和孔庆东之流。

当个人的审美偏好被轻易上升为政治立场，当一件衣服的选择被冠以“破坏团结”的潜在罪名，理性讨论的空间便被压缩，真实的文化喜好表达也难免变得小心翼翼。

为何需要文化表达？

持续的沉默，真是解决问题的途径吗？

2025年底，演员关晓彤因其影视形象关联的“在逃格格”设定遭遇网络舆论反噬，评论中涌现大量针对其满族身份的激烈言辞。这场风波的背后，折射出公众在民族历史文化认知上的复杂情绪，以及长期缺乏理性对话渠道后，被压抑的情感寻求释放的冲动——尽管这种释放往往失之偏颇。

如果我们不敢、不能在平常时期，以理性、平和的态度探讨民族历史文化、审美差异和集体记忆，那么相关情绪就可能在不特定的时机，以更非理性、更具破坏性的方式爆发。沉默不能消解分歧，只会让问题在心底发酵，可能演变为隔阂甚至怨怼。

那么，作为汉族个体，该如何面对并参与自身文化的继承与发展？

第一， 确立审美自信，作为文化自信的起点。 审美判断本身不应背负原罪。我认为明制汉服蕴涵一种独特的美学，或对清代宫廷服饰的大量元素感到不适应，这是我个人的审美感受，无需为此致歉。正如陕西横山腰鼓的雄浑被认为“打出了中国人的精气神”，汉服的风采亦可展现中华文化的自信风骨。审美是感知文化最直接的路径，对一件衣服之美的欣赏，可以自然引向对其背后形制、历史与精神的探寻，这正是文化传承的生动起点。

第二， 推动文化融入日常生活。 真正的文化传承并非博物馆式的静态保存，而是融入当下生活的“活态”实践。无论是新疆农产品推荐官贺娇龙局长一身明制汉服跃马草原的美丽破圈，还是越来越多同袍将汉服作为日常着装的一部分，比如上班、逛街、休闲时的穿戴，都是在让传统“活”起来。当汉服不再被视为“奇装异服”，而是寻常的衣着选择之一，文化便会真正的落地生根。

第三， 以理性建设性表达替代情绪化对抗。 面对非理性的指责甚至辱骂，最有力的回应并非以怒制怒，而是以更扎实的文化实践、更从容的生活姿态、更清晰的理性阐述来应对。例如，2026年春晚，面对为何选用明制汉服的询问，服饰史学者陈诗宇从织金纹样的吉祥寓意、交领右衽的典型形制等专业角度进行解释，这种温和而具知识性的表达，远比情绪宣泄更有说服力。

第四， 在个体民族认同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间寻求统一。 这并非空泛的口号，而是多元一体格局的内在要求。社会学家费孝通指出，中华民族在多元一体格局中存在着一个“凝聚的核心”。汉族的文化传承与自我认同，不必、也不应建立在排斥其他民族的基础上；汉服复兴的目标，也完全可以与促进各民族文化交流、巩固国家认同相协调。关键在于我们如何叙述：是强调“我优于你”的排他性叙事，还是秉持“这是我文化的根，也扎根于我们共同的土地”的包容性、共建性态度？

衣冠之下，是文化的尊严与人的自在

行文至此，我想起那些因穿着各式汉服而被嘲笑为穿着戏服的同胞们，也想起自己穿着棉麻日常汉服的这十几年，被人无数次问询我穿戴的是哪国衣服的无奈。汉族的文化表达，何时需要向一个个同胞们去乞求穿戴认可的解释？一种延续数千年的服饰美学，其存在的正当性，又何以需要向某种被默认的“正统”反复自证？

有观点认为，汉族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被去民族化的主体民族”。此说或许激烈，但它尖锐地指出了一个现实困境：当一个民族的文化表达长期被抑制或引导至沉默，其文化的内在活力与创新力如何持续？如何让年轻一代对本民族的优秀传统产生认同、心生热爱，并拥有自信表达的权利和意愿？

我依然保持个人的审美判断，但这仅是审美。我更清楚地认识到，审美背后连着历史长河，系着集体记忆，承载着无数先民对“我是谁”的文化回响。我不强求他人认同我的审美，但我期望我表达审美取向的权利能获得基本的尊重。正如我尊重他人选择服饰的自由，我也希望，当我选择身着属于我民族历史文化的服饰时，不会因此遭受无端的辱骂与污名。

汉族的文化处境何以至此？或许，部分原因正源于太久的不敢言说、不愿言说或不知如何言说。而改变之道，或许始于每一个个体细微而坚定的行动：从今日始，穿着得体且心仪的衣裳，理性表达对我们所拥有文化的理解与热爱，以日常的、持续的、建设性的方式，参与文化的传承与创新。用这种温和而坚定的存在，向世界呈现：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与尊严，在于其成员能够自在而自信地定义和展现属于自己的美好。

衣冠之下，是人的尊严与文化的自在，也是理性的自我认同和对美的不懈追求。文化之上，是我们共同耕耘、彼此理解的精神家园，也是我们所有人得以自由生长的精神原乡。

谨以此文献给新疆农产品推荐官：贺娇龙局长！

你的美丽伴随着明制汉服已经长存！